✦ 邵阳市局部航拍
考古学家许宏指出，在人类历史上，大概没有哪个地域、哪个族群，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族群更喜欢筑城了。城，是中华文明的空间根基与治理载体。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”（《吴越春秋》），深刻揭示中国古城防御为表、统治为里的根本属性。从史前邦国的良渚古城，到象征广域王权的夏商都城，再到秦汉以来郡县体系下城郭营造的全面展开，筑城与设治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体两面。
城垣既是城池边界的象征，也是王朝威仪、尊卑秩序与行政权威的物化体现。筑城与设治高度统一、不可分割：筑城是行政区划的物质载体与空间保障，行政区划是筑城的制度依据与权力内核。中国古代城市营造遵循严格的礼序规制，府、州、郡、县等不同行政等级，决定了城池的规模、高度、城门数量、城楼规格与防御配置；无政区则无治所，无治所则无规制之城。政区等级提升，城池随之扩建升级；政区降格或裁撤，城垣亦随之萎缩废弃。二者互为表里、同步升降。
在湘西南的群山之间，资江与邵水交汇处，矗立着一座延续两千余年的古城。自先秦白公城肇始，历经昭陵县城、邵州州城、宝庆府城、现代市区层层更迭，城墙格局、营建规模、城门布局、城市功能的每一次改造、扩张、损毁与重构，都同步映照出邵阳地区两千余年政区等级升降、管辖范围伸缩、地域定位变迁、治理文化迭代，完整串联起湘西南边地政区建制的底层历史逻辑与地域文化特质。
古城，是邵阳地区行政区划演进看得见的历史载体：
l小城草筑，对应边地县级初创；
l双城分治，对应郡级分化管控；
l州城合一，对应唐宋汉化稳治；
l坚城府廓，对应明清高阶边府；
l城垣拆毁，对应旧制解体变革；
l 古城新生，对应现代区划传承。
✦ 南山国家公园
壹
初创筑城： 边地经略与县级建制的萌芽
邵阳地处雪峰山脉与南岭山脉过渡地带，资江、邵水交汇于此，是古代中原王朝西南边疆的缓冲要地。春秋时期，楚国大夫白公胜在此筑城戍边，史称白公城，这便是宝庆最早的城池雏形。民间相传，白公胜筑城时不取民财、不扰农耕，以土夯城、因水为险，留下“一夕成城、百姓安堵”的典故，成为邵阳“以城护民、以治安邦”的源头记忆。彼时郡县体系尚未成熟，筑城核心在于控扼水道、镇守边隘，奠定了此地“控引西南、藩篱楚南”的地缘底色。
西汉设立昭陵县，以白公城为县治，邵阳正式纳入全国郡县行政体系。
这一阶段古城形制简陋、规模狭小，仅围合官署、民居与简易防卫设施，符合汉代县级治所的规制标准，对应早期建制层级偏低、辖区有限、治理模式相对简单的特征。从历史文化视角来看，早期邵阳建制长期依附长沙国、零陵郡，是中原王朝管控湘西南山地的产物，城市建设与行政设置皆以边防维稳为首要目标，尚未形成独立完备的地域行政文化体系。
县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：
城墙为夯土版筑，无砖石包面，高度仅3—4米；
城周1里左右，规模狭小；
仅1—2座简易城门，无城楼、无瓮城；
城内仅设县衙、仓储、少量民居，无官学、无礼制建筑；
无规范护城河，以浅壕简易防卫。
✦ 邵阳市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
贰
双城分治： 郡级升格与跨江治理的地域格局
三国吴时期，朝廷析分零陵郡北部地域，新设昭陵郡，郡治定于邵阳故城，邵阳自此由普通县治跃升为跨区域郡级中心，完成建制史上第一次关键升格。行政层级由县升郡，直接推动城池格局与规模同步升级。西晋为避帝王名讳，昭陵郡更名邵陵郡，将郡治北迁资江北岸，与江南旧县治隔江相望，形成一江两治、郡县分城的城市形态。
古城营建的分化格局，深刻折射出魏晋时期的建制逻辑与治理智慧。其一，军政与民政分权并行，江北郡治主掌区域军政防务，江南县治负责地方民政教化，跨江布局成为南方水乡山地因地制宜的治理范式；其二，大郡拆分、辖区细化，体现中央王朝逐步加强对湘西南偏远地带的精细化管辖；其三，脱离零陵核心辖区管控，专属郡级政区的确立，让湘西南地域共同体意识初步萌发。依托江河天险修筑城垣、划定边界，也塑造了后世邵阳政区依山带水、山河为界的传统划界特征。
郡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：
江北郡城、江南县城双城并立，各自有城墙围护；
郡城城墙增高加厚，夯土更密实，高度升至5—6米；
城周扩大至2—3里，城内可容纳郡衙、军署、兵营；
增设谯楼、瞭望台，具备区域军事指挥功能；
郡城开3门，县城仍为2门，等级区分明显；
依托资江天险，形成江河为池、双城互援的防御格局。
✦ 邵阳市博物馆展览的铜炮
叁
州城一统： 唐宋建制稳定与汉化治理的深度扎根
隋代政局更迭，朝廷大规模裁撤合并地方政区，邵陵郡建制被废除，古城行政地位骤然下降，城垣长期疏于修缮，对应乱世之中地方建制频繁废置、基层治理弱化的时代特征。唐代复置邵州（州级建制），将州治迁回江南故城，终结跨江分治格局，实现州县同城、合署共治，行政等级稳定为州级，城池按州城规制迎来第一次系统化扩建。街巷规整排布，官署连片营建，城市从单一军事堡垒，转型为集行政、民生、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治城。
唐代邵州城内，流传“双清胜览、郡守题诗”的典故：郡守登临双清台，观资、邵二水汇流，吟出“云带钟声穿树去，月移塔影过江来”的诗句，双清胜景自此名传湖湘，成为古城文治兴盛的象征。城市面貌的全面革新，印证了唐宋时期邵阳建制的成熟与文化的深度融合。一方面，州级建制长期稳定存续，不再随意裁撤，邵阳稳固成为湘西南核心枢纽；另一方面，中原儒家文化与礼制制度，通过行政建制全面植入湘南边地，治理模式从军事管控转向教化治理。同时，邵州统筹管辖周边数县，古城的辐射范围持续扩大，逐步确立统领新化、武冈、新宁等山地县域的中心格局，这一区域治理逻辑延续千年，成为邵阳行政区划演变的核心主线。
州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：
城周扩至4—5里，形成规整方形城池；
城墙高6—7米，底部加宽，夯土内加木骨加固；
设标准4门，各门建单层城楼；
开挖规范护城河，宽达5—8米，设吊桥；
城内划分官署区、居民区、商贸区、教育区；
始建文庙、学宫、城隍庙，礼制功能完备；
街巷呈十字或丁字形排布，符合州城营造制度。
✦ 邵阳站
肆
府城鼎盛：南宋定名与城市规制的升级定型
南宋宝庆元年（ 1225 年），因宋理宗赵昀潜邸渊源，邵州特旨升格为宝庆府，以帝王年号定名，成为邵阳建制发展最具标志性的转折点。在地方政区层面，由州升府，其行政等级已然达到当时顶峰，城池随即按最高等级的府城规制全面改造定型。民间遂有“一州升府、帝号留名”的典故，寓意宝庆自古为福地兴邦。行政地位的跨越式提升，直接驱动古城全域升级改造，城池定型为规整长方形城郭，大规模拓城增垣、加固城防、增设城门，修筑完善护城河体系。历经明清两代持续砖石包砌、反复修葺，最终铸就壁垒森严、固若金汤的城池体系，“铁打宝庆”之名响彻湖湘。
这一民间称谓，源于清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围攻宝庆府城之役。据记载，石达开率军（时称二十余万）进围宝庆，欲取道入川。守城军民凭府城坚固墙垣及完备防御体系，相持近三月，太平军久攻不下、粮草不继，最终撤围西去。此后，宝庆府城之役成为古城筑城与设治高度契合、城池防御功能有效发挥的历史实例。
宝庆府城营建的鼎盛阶段，集中承载了封建时代邵阳建制的核心文化内涵。其一，皇权赋能赋予建制特殊性，区别于普通州县，潜邸升府的特殊背景，让宝庆在湖广南部诸府中拥有突出的政治地位；其二，军政合一的边地治理特色凸显，明清宝庆府统辖一州四县，涵盖汉、苗、瑶多民族杂居区域，高耸厚重的城墙，既是城市屏障，更是管控西南边地、维系族群安定的行政依托；其三，地域文化深度固化，“宝庆”之名依托府级建制沿用七百余年，城垣、街巷、古建共同构建统一地域符号，形成稳固的宝庆文化圈；其四，严格遵循“大一统”治理规制，城池布局、官署配置、礼制营建完全契合行省制度要求，彰显中央集权下地方建制的统一性与规范性。
作为湘西南文化地标，宝庆古城还承载着刚健坚韧、崇文重教、忠义担当的精神气质：城内文庙、书院绵延不绝，孕育了胡曾、车大任、魏源、蔡锷等一代代乡贤；“宝古佬”重信尚义、抱团奋进的品格，与古城墙的坚固内敛融为一体；城内外码头、驿道、商埠交织，使宝庆成为资江流域商贸与文化交汇的枢纽。
府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：
城周长达8里有余（约4370米），为湘西南罕见大城；
城墙通体内外砖石包砌，高8.3米、顶宽5米、基宽达10米；
设5座城门：朝天、定远、大安、庆丰、临津，远超州县规制；
西、南二门建瓮城，城门双重防护，为府城专属配置；
城墙上建7座城楼、12座炮台、6处马面，防御体系完整；
护城河宽10米以上、深3米，与资江、邵水连通；
城内设府衙、同知署、守备署、考棚、书院、粮仓、驿站等全套府级机构；
街道宽阔，主街可并行五马，符合“府城通衢”等级。
✦ 宝庆古城墙
伍
城垣拆解： 近代建制变革与传统治所形态的解体
民国初年，全国推行行政改革，沿袭千年的府制彻底废除，宝庆府建制就此消亡，辖区整合降为宝庆县（县级），后复名邵阳县。行政等级由府骤降为县，传统府城规制失去制度支撑，城池功能迅速衰退。伴随近代战争与城市近代化改造，为适配防空避险、交通拓展需求，古城东、南、西三面城墙被陆续拆除，传统封闭式城垣体系逐步瓦解，仅留存北侧临江残存墙段。
1938年—1939年，抗日战争烽火之中，“毁城保民”成为宝庆古城一项艰难的历史抉择。随着日军进逼湘中，敌机频繁轰炸邵阳城区，原有高大封闭的城墙因城门狭窄、通道受限，反而成为民众疏散逃生的障碍：一旦空袭，城内数万居民难以快速出城避险。地方当局审时度势，顺应军民共识，决定拆除东、南、西三面主体城垣，仅保留北面临江一段及庆丰门、临津门，以拓宽疏散通道，减少空袭伤亡。
千年府城规制由此进一步解体，却也换来了战时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。此举并非古城的终结，而是筑城与设治最高宗旨的回归：筑城之本在保民，设治之要在安民；当城垣不再护民反而危民，拆城护生便势在必行。古城的衰败与拆解，映照出近代邵阳建制转型的时代阵痛。传统府、州、县三级封建行政体系彻底崩塌，道区、督察区、新式县制取而代之，依附于城垣的古典治所模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行政中心地位短暂弱化，城市建设停滞萎缩，湘西南区域影响力随之收缩。冷兵器时代依托城墙、关隘的防御型治理模式被淘汰，行政区划的划分依据，逐步从山河壁垒、城垣屏障，转向交通区位、经济格局、人口分布等现代要素，标志着治理文明的全面迭代。
降格为县后城池规制的衰退细节：
府级官署撤销，高大城楼失去用途，逐步坍塌；
城墙无人修缮，砖石被拆作民用，墙顶步道损毁；
护城河被填埋、改道，防御体系彻底消失；
原府城通衢缩为普通街巷，城市格局回归县级治所尺度；
1939年为防空避险，主动拆除东、南、西三面主墙，府城规制彻底解体。
✦ 邵阳市资江南路文化休闲步行街
陆
古城活化：现代区划重构与历史建制文化的传承
新中国成立后，邵阳行政区划迎来全新重构，推行市县分治，设立城区建制；后续撤销邵阳地区，与县级邵阳市合并，组建地级邵阳市，形成三区统筹、多县市协同的现代行政格局。曾经环绕府治的古城墙，不再承担军事防御与行政壁垒功能，残存的宝庆府古城墙、庆丰门、临津门等遗存，于2002年获评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，2013年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承载城市发展和区划演进记忆的重要文化遗产。如今登临古城墙，仍可遥想“资江晚渡、临津听潮”的古城风情，古城遗存的保护与活化，让千年建制文脉可触可感。
两千余年来，资江与邵水交汇处始终是区域行政核心，古代州府居中统领全域的地缘逻辑，在现代地级区划中完整传承。宝庆古城作为实物遗存，成为见证边地设治、层级迭代、区域管控的鲜活载体，弥补了古建制消亡后的历史断层。曾经隔绝内外的城墙，如今化为串联古今的文化纽带，古代府城管控山野边邑的治理模式，演变为现代市域统筹城乡、协调全域的治理体系，实现了古城功能与行政内涵的时代转型。
✦ 邵阳市贺绿汀大剧院
✦ 邵阳市夜景图
结语
从中华文明大脉络看，城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，是文明赓续的物理容器；筑城与设治相依相济，构成大一统国家 “中央—郡县—城郭”的稳定结构。从先秦简陋土城到明清砖石巨防，从边地荒县到湘南雄府，宝庆古城的筑城兴衰、格局变迁、功能流转，与邵阳行政区划的设治、升格、析分与整合同频共振。
政区等级决定城池规制，行政地位塑造城市格局。筑城为设治而立，设治因筑城而固，城垣为地理骨架，建制为人文内核。从白公城到宝庆府，从铁打雄关到毁城保民，从典故流传到遗产活化，宝庆古城完整见证了边地治理从军事管控到教化安民、从封闭壁垒到开放共治的历程。
现存的宝庆古城墙遗存，不仅是建筑遗迹，更是湘西南边地治理史、民族融合史、行政演变史的实物见证。筑城与设治相生相伴，城治相依、文脉永续，在资、邵奔流之畔，镌刻下邵阳跨越两千余年的建制脉络与地域文明。
（作者单位/本文供图：湖南省邵阳市民政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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