✦ 邵阳市局部航拍
考古学家许宏指出,在人类历史上,大概没有哪个地域、哪个族群,比生活在华夏大地上的各个族群更喜欢筑城了。城,是中华文明的空间根基与治理载体。“筑城以卫君,造郭以守民”(《吴越春秋》),深刻揭示中国古城防御为表、统治为里的根本属性。从史前邦国的良渚古城,到象征广域王权的夏商都城,再到秦汉以来郡县体系下城郭营造的全面展开,筑城与设治始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体两面。
城垣既是城池边界的象征,也是王朝威仪、尊卑秩序与行政权威的物化体现。筑城与设治高度统一、不可分割:筑城是行政区划的物质载体与空间保障,行政区划是筑城的制度依据与权力内核。中国古代城市营造遵循严格的礼序规制,府、州、郡、县等不同行政等级,决定了城池的规模、高度、城门数量、城楼规格与防御配置;无政区则无治所,无治所则无规制之城。政区等级提升,城池随之扩建升级;政区降格或裁撤,城垣亦随之萎缩废弃。二者互为表里、同步升降。
在湘西南的群山之间,资江与邵水交汇处,矗立着一座延续两千余年的古城。自先秦白公城肇始,历经昭陵县城、邵州州城、宝庆府城、现代市区层层更迭,城墙格局、营建规模、城门布局、城市功能的每一次改造、扩张、损毁与重构,都同步映照出邵阳地区两千余年政区等级升降、管辖范围伸缩、地域定位变迁、治理文化迭代,完整串联起湘西南边地政区建制的底层历史逻辑与地域文化特质。
古城,是邵阳地区行政区划演进看得见的历史载体:
l小城草筑,对应边地县级初创;
l双城分治,对应郡级分化管控;
l州城合一,对应唐宋汉化稳治;
l坚城府廓,对应明清高阶边府;
l城垣拆毁,对应旧制解体变革;
l 古城新生,对应现代区划传承。
✦ 南山国家公园
壹
初创筑城: 边地经略与县级建制的萌芽
邵阳地处雪峰山脉与南岭山脉过渡地带,资江、邵水交汇于此,是古代中原王朝西南边疆的缓冲要地。春秋时期,楚国大夫白公胜在此筑城戍边,史称白公城,这便是宝庆最早的城池雏形。民间相传,白公胜筑城时不取民财、不扰农耕,以土夯城、因水为险,留下“一夕成城、百姓安堵”的典故,成为邵阳“以城护民、以治安邦”的源头记忆。彼时郡县体系尚未成熟,筑城核心在于控扼水道、镇守边隘,奠定了此地“控引西南、藩篱楚南”的地缘底色。
西汉设立昭陵县,以白公城为县治,邵阳正式纳入全国郡县行政体系。
这一阶段古城形制简陋、规模狭小,仅围合官署、民居与简易防卫设施,符合汉代县级治所的规制标准,对应早期建制层级偏低、辖区有限、治理模式相对简单的特征。从历史文化视角来看,早期邵阳建制长期依附长沙国、零陵郡,是中原王朝管控湘西南山地的产物,城市建设与行政设置皆以边防维稳为首要目标,尚未形成独立完备的地域行政文化体系。
县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:
城墙为夯土版筑,无砖石包面,高度仅3—4米;
城周1里左右,规模狭小;
仅1—2座简易城门,无城楼、无瓮城;
城内仅设县衙、仓储、少量民居,无官学、无礼制建筑;
无规范护城河,以浅壕简易防卫。
✦ 邵阳市新宁县崀山风景名胜区
贰
双城分治: 郡级升格与跨江治理的地域格局
三国吴时期,朝廷析分零陵郡北部地域,新设昭陵郡,郡治定于邵阳故城,邵阳自此由普通县治跃升为跨区域郡级中心,完成建制史上第一次关键升格。行政层级由县升郡,直接推动城池格局与规模同步升级。西晋为避帝王名讳,昭陵郡更名邵陵郡,将郡治北迁资江北岸,与江南旧县治隔江相望,形成一江两治、郡县分城的城市形态。
古城营建的分化格局,深刻折射出魏晋时期的建制逻辑与治理智慧。其一,军政与民政分权并行,江北郡治主掌区域军政防务,江南县治负责地方民政教化,跨江布局成为南方水乡山地因地制宜的治理范式;其二,大郡拆分、辖区细化,体现中央王朝逐步加强对湘西南偏远地带的精细化管辖;其三,脱离零陵核心辖区管控,专属郡级政区的确立,让湘西南地域共同体意识初步萌发。依托江河天险修筑城垣、划定边界,也塑造了后世邵阳政区依山带水、山河为界的传统划界特征。
郡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:
江北郡城、江南县城双城并立,各自有城墙围护;
郡城城墙增高加厚,夯土更密实,高度升至5—6米;
城周扩大至2—3里,城内可容纳郡衙、军署、兵营;
增设谯楼、瞭望台,具备区域军事指挥功能;
郡城开3门,县城仍为2门,等级区分明显;
依托资江天险,形成江河为池、双城互援的防御格局。
✦ 邵阳市博物馆展览的铜炮
叁
州城一统: 唐宋建制稳定与汉化治理的深度扎根
隋代政局更迭,朝廷大规模裁撤合并地方政区,邵陵郡建制被废除,古城行政地位骤然下降,城垣长期疏于修缮,对应乱世之中地方建制频繁废置、基层治理弱化的时代特征。唐代复置邵州(州级建制),将州治迁回江南故城,终结跨江分治格局,实现州县同城、合署共治,行政等级稳定为州级,城池按州城规制迎来第一次系统化扩建。街巷规整排布,官署连片营建,城市从单一军事堡垒,转型为集行政、民生、商贸于一体的综合性行政治城。
唐代邵州城内,流传“双清胜览、郡守题诗”的典故:郡守登临双清台,观资、邵二水汇流,吟出“云带钟声穿树去,月移塔影过江来”的诗句,双清胜景自此名传湖湘,成为古城文治兴盛的象征。城市面貌的全面革新,印证了唐宋时期邵阳建制的成熟与文化的深度融合。一方面,州级建制长期稳定存续,不再随意裁撤,邵阳稳固成为湘西南核心枢纽;另一方面,中原儒家文化与礼制制度,通过行政建制全面植入湘南边地,治理模式从军事管控转向教化治理。同时,邵州统筹管辖周边数县,古城的辐射范围持续扩大,逐步确立统领新化、武冈、新宁等山地县域的中心格局,这一区域治理逻辑延续千年,成为邵阳行政区划演变的核心主线。
州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:
城周扩至4—5里,形成规整方形城池;
城墙高6—7米,底部加宽,夯土内加木骨加固;
设标准4门,各门建单层城楼;
开挖规范护城河,宽达5—8米,设吊桥;
城内划分官署区、居民区、商贸区、教育区;
始建文庙、学宫、城隍庙,礼制功能完备;
街巷呈十字或丁字形排布,符合州城营造制度。
✦ 邵阳站
肆
府城鼎盛:南宋定名与城市规制的升级定型
南宋宝庆元年( 1225 年),因宋理宗赵昀潜邸渊源,邵州特旨升格为宝庆府,以帝王年号定名,成为邵阳建制发展最具标志性的转折点。在地方政区层面,由州升府,其行政等级已然达到当时顶峰,城池随即按最高等级的府城规制全面改造定型。民间遂有“一州升府、帝号留名”的典故,寓意宝庆自古为福地兴邦。行政地位的跨越式提升,直接驱动古城全域升级改造,城池定型为规整长方形城郭,大规模拓城增垣、加固城防、增设城门,修筑完善护城河体系。历经明清两代持续砖石包砌、反复修葺,最终铸就壁垒森严、固若金汤的城池体系,“铁打宝庆”之名响彻湖湘。
这一民间称谓,源于清咸丰九年(1859年)太平天国石达开部围攻宝庆府城之役。据记载,石达开率军(时称二十余万)进围宝庆,欲取道入川。守城军民凭府城坚固墙垣及完备防御体系,相持近三月,太平军久攻不下、粮草不继,最终撤围西去。此后,宝庆府城之役成为古城筑城与设治高度契合、城池防御功能有效发挥的历史实例。
宝庆府城营建的鼎盛阶段,集中承载了封建时代邵阳建制的核心文化内涵。其一,皇权赋能赋予建制特殊性,区别于普通州县,潜邸升府的特殊背景,让宝庆在湖广南部诸府中拥有突出的政治地位;其二,军政合一的边地治理特色凸显,明清宝庆府统辖一州四县,涵盖汉、苗、瑶多民族杂居区域,高耸厚重的城墙,既是城市屏障,更是管控西南边地、维系族群安定的行政依托;其三,地域文化深度固化,“宝庆”之名依托府级建制沿用七百余年,城垣、街巷、古建共同构建统一地域符号,形成稳固的宝庆文化圈;其四,严格遵循“大一统”治理规制,城池布局、官署配置、礼制营建完全契合行省制度要求,彰显中央集权下地方建制的统一性与规范性。
作为湘西南文化地标,宝庆古城还承载着刚健坚韧、崇文重教、忠义担当的精神气质:城内文庙、书院绵延不绝,孕育了胡曾、车大任、魏源、蔡锷等一代代乡贤;“宝古佬”重信尚义、抱团奋进的品格,与古城墙的坚固内敛融为一体;城内外码头、驿道、商埠交织,使宝庆成为资江流域商贸与文化交汇的枢纽。
府级治所对应的城池规制细节:
城周长达8里有余(约4370米),为湘西南罕见大城;
城墙通体内外砖石包砌,高8.3米、顶宽5米、基宽达10米;
设5座城门:朝天、定远、大安、庆丰、临津,远超州县规制;
西、南二门建瓮城,城门双重防护,为府城专属配置;
城墙上建7座城楼、12座炮台、6处马面,防御体系完整;
护城河宽10米以上、深3米,与资江、邵水连通;
城内设府衙、同知署、守备署、考棚、书院、粮仓、驿站等全套府级机构;
街道宽阔,主街可并行五马,符合“府城通衢”等级。
✦ 宝庆古城墙
伍
城垣拆解: 近代建制变革与传统治所形态的解体
民国初年,全国推行行政改革,沿袭千年的府制彻底废除,宝庆府建制就此消亡,辖区整合降为宝庆县(县级),后复名邵阳县。行政等级由府骤降为县,传统府城规制失去制度支撑,城池功能迅速衰退。伴随近代战争与城市近代化改造,为适配防空避险、交通拓展需求,古城东、南、西三面城墙被陆续拆除,传统封闭式城垣体系逐步瓦解,仅留存北侧临江残存墙段。
1938年—1939年,抗日战争烽火之中,“毁城保民”成为宝庆古城一项艰难的历史抉择。随着日军进逼湘中,敌机频繁轰炸邵阳城区,原有高大封闭的城墙因城门狭窄、通道受限,反而成为民众疏散逃生的障碍:一旦空袭,城内数万居民难以快速出城避险。地方当局审时度势,顺应军民共识,决定拆除东、南、西三面主体城垣,仅保留北面临江一段及庆丰门、临津门,以拓宽疏散通道,减少空袭伤亡。
千年府城规制由此进一步解体,却也换来了战时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。此举并非古城的终结,而是筑城与设治最高宗旨的回归:筑城之本在保民,设治之要在安民;当城垣不再护民反而危民,拆城护生便势在必行。古城的衰败与拆解,映照出近代邵阳建制转型的时代阵痛。传统府、州、县三级封建行政体系彻底崩塌,道区、督察区、新式县制取而代之,依附于城垣的古典治所模式彻底退出历史舞台。行政中心地位短暂弱化,城市建设停滞萎缩,湘西南区域影响力随之收缩。冷兵器时代依托城墙、关隘的防御型治理模式被淘汰,行政区划的划分依据,逐步从山河壁垒、城垣屏障,转向交通区位、经济格局、人口分布等现代要素,标志着治理文明的全面迭代。
降格为县后城池规制的衰退细节:
府级官署撤销,高大城楼失去用途,逐步坍塌;
城墙无人修缮,砖石被拆作民用,墙顶步道损毁;
护城河被填埋、改道,防御体系彻底消失;
原府城通衢缩为普通街巷,城市格局回归县级治所尺度;
1939年为防空避险,主动拆除东、南、西三面主墙,府城规制彻底解体。
✦ 邵阳市资江南路文化休闲步行街
陆
古城活化:现代区划重构与历史建制文化的传承
新中国成立后,邵阳行政区划迎来全新重构,推行市县分治,设立城区建制;后续撤销邵阳地区,与县级邵阳市合并,组建地级邵阳市,形成三区统筹、多县市协同的现代行政格局。曾经环绕府治的古城墙,不再承担军事防御与行政壁垒功能,残存的宝庆府古城墙、庆丰门、临津门等遗存,于2002年获评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,2013年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成为承载城市发展和区划演进记忆的重要文化遗产。如今登临古城墙,仍可遥想“资江晚渡、临津听潮”的古城风情,古城遗存的保护与活化,让千年建制文脉可触可感。
两千余年来,资江与邵水交汇处始终是区域行政核心,古代州府居中统领全域的地缘逻辑,在现代地级区划中完整传承。宝庆古城作为实物遗存,成为见证边地设治、层级迭代、区域管控的鲜活载体,弥补了古建制消亡后的历史断层。曾经隔绝内外的城墙,如今化为串联古今的文化纽带,古代府城管控山野边邑的治理模式,演变为现代市域统筹城乡、协调全域的治理体系,实现了古城功能与行政内涵的时代转型。
✦ 邵阳市贺绿汀大剧院
✦ 邵阳市夜景图
结语
从中华文明大脉络看,城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,是文明赓续的物理容器;筑城与设治相依相济,构成大一统国家 “中央—郡县—城郭”的稳定结构。从先秦简陋土城到明清砖石巨防,从边地荒县到湘南雄府,宝庆古城的筑城兴衰、格局变迁、功能流转,与邵阳行政区划的设治、升格、析分与整合同频共振。
政区等级决定城池规制,行政地位塑造城市格局。筑城为设治而立,设治因筑城而固,城垣为地理骨架,建制为人文内核。从白公城到宝庆府,从铁打雄关到毁城保民,从典故流传到遗产活化,宝庆古城完整见证了边地治理从军事管控到教化安民、从封闭壁垒到开放共治的历程。
现存的宝庆古城墙遗存,不仅是建筑遗迹,更是湘西南边地治理史、民族融合史、行政演变史的实物见证。筑城与设治相生相伴,城治相依、文脉永续,在资、邵奔流之畔,镌刻下邵阳跨越两千余年的建制脉络与地域文明。
(作者单位/本文供图:湖南省邵阳市民政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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